在邓小平的关心和过问下，教育部召集包括人教社编辑在内的全国200多位专家，聚集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史称“香山教材会战”。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的代表并合影留念。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套新的统编中小学教材陆续在全国普遍使用。这是一套体现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回归理性的教材，也是一套闪烁着改革开放思想光芒的教材，其中重点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教科书的内容和编撰模式。

改革开放数十年以来，我国的教科书建设不断加强。一方面，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学术研究的力度，探索教材建设自身的规律性。1983年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亲笔题写所名，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在不同时期的国家五年重点科研课题规划中，课程、教材都是重点关注对象，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本世纪初启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也随之产生巨大的变革。

另一方面，在基础教育教科书管理体制上不断进行新的改革探索。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教科书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并针对不同地域、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规划出版了“八套半”教材，初步形成了“一纲多本”的局面。到21世纪初，又进一步引入了教材出版发行的市场竞争机制，出现了全国80多家出版机构“群雄逐鹿”、共编教材的局面。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的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材的多样化，提高了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但也引起了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和个别教材出现错误等问题。

新时代的重大举措。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教材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强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目标。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建设的高度认知和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部分。

201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站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强化教材的思想性，提出了编写、审查、修订、选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从科学制定规划、提升教材质量、强化教材研究、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等方面，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意见》指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